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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何降低刑事司法的副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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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，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自杀震动世界。作为刑法学者，我想：如果不是贵为前总统，人们会不会说他是畏罪自杀呢？其实，比起许多平民老百姓，他的待遇还是不错的，至少在审前调查阶段没被羁押。
没被羁押尚且要承受如此大的压力，那些被羁押的人呢？索尔仁尼琴在《古拉格群岛》的第一章中写道？：“如果对你说：你被捕了――那么难道会有什么东西能在这场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动吗？……逮捕――这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、转换。”
从去年6月份起，我以兼职律师的身份，为一个涉嫌滥用职权罪的退休老太太担任辩护律师。在她被拘留和逮捕的近一年审前羁押中，我亲眼目睹了她的头发是如何变白的、心理是如何逐渐变得脆弱甚至病态的，也近距离感受到此事对她家人的打击，年迈的丈夫病倒在床上，孙子上学没人接送……
我曾于2005年在海牙的前南国际法庭，旁听过米洛舍维奇的审判，虽然法庭上他滔滔不绝，但我还是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他就死在了看守所。
米洛舍维奇在受审时还能西装革履，比较舒适地与自己的律师坐在一起。而绝大多数法庭在审理刑事被告时，不仅被告人身着囚衣，甚至还带着手铐，被告席也是一个可以把受审人单独围起来的特殊椅子，远离自己的律师。这种特殊的法庭情境，使得自己花钱聘请的律师，也往往以严肃甚至高高在上的口气发问，被告人完全成为法庭的客体，而不是一个有着自己应有尊严的诉讼参与人。
事实上，在刑事司法这一巨大的刀刃面前，大人物并不比小人物坚强多少；同样，我们也不能在关注大人物的同时，忽略了那沉默的大多数。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甚至少数野蛮的执法人员面前，即使是一次普通的搜查，也能令很多人心惊肉跳。所以，刑事司法所固有的和顺带衍生出的副作用，其带给当事人及其亲人的有形和无形的巨大心理压力，不可不引起重视。毕竟，法律的本意只是为了实现正义，而不是逼人自杀，把人搞得家破人亡。
因此，我的初步建议是：
第一，审前羁押要尽可能少用。从无罪推定出发，审前阶段被卷入的当事人还只是犯罪嫌疑人，除非有其他重大理由，如不羁押他就会导致严重危害社会的事件发生，或者影响案件的侦破，或者妨碍司法的正常进行，否则被取保候审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，而不是办案机关的恩赐。
第二，鉴于犯罪嫌疑人刚被调查或收审时那种巨大的心理落差，应在不影响发现真相、实现正义的框架内，采取尽可能的心理干预和其他人道措施，使被调查者或被收审者能保持健康的心态。如通过一定的民间渠道和非政府组织，安抚其家人、特别是关照小孩和老人，允许亲人去看守所面见被羁押者等。
第三，最大程度地实行司法人道化和人性化，如法庭审理时被告人应允许穿自己的衣服，被告人进入法庭时应去除其身上的脚镣手铐，被告人的受审位置应从现在孤零零的“笼子”里移至与律师坐在一起。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。这是说的法庭内，法庭外也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，如取消无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格尊严的公捕大会和公判大会；对媒体报道案件应当作出规范，如即使是犯了罪的人，也应当有自己的隐私权和名誉权。那种认为贪官就没有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主张，是不符合人性的。
最后，要严禁刑讯逼供等非法办案手段，从制度设计、职业伦理、技术装备等多个环节上，不断改进刑事司法的运行，从而把冤假错案的发生率，降低到力所能及的最低点。
备注：此文摘自新京报6月27日评论周刊．时事专栏栏目刘仁文律师: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，现为我所兼职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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